第二章 《周易》与旅游
《周易》也叫《易经》,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遗产。《周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中华文明之源,被史学家和典籍专家誉为群经之首、中华第一经、宇宙代数学。《周易》是中国特有的具有东方色彩的辩证法,是中国最古老的思辩术。孔子把它引入到政治学上,建立了儒家的理论学说。老子把它引入到哲学上,写出了举世名著《道德经》。孙子把它引入到了军事领域,建树了中国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周易被中国许多著名的医学家所吸取,产生了许多的医学名著。毫不夸张地说,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三千年时间是在《周易》思想的主导下展开的。周易的基本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时至今日,仍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同样,《周易》对旅游发展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要学会用《周易》来指导我们的旅游规划。
第一节 什么是《周易》
什么是《周易》?古代对“周易”一词的解释,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二种:一种认为《周易》是周代占筮之书;一种认为《周易》是讲变化的书,英文中The Book of Chang的译文就是取此义。
具体来讲,“周”字有二义:一是指周普、普遍,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二是指代号,即周朝,古代常称周朝的书为周书,如《周礼》、《周语》等。
“易”字也有二义:一是指变化。从文字学看,有说“易”字的构成是“日”、“月”。“易”上为“日”,下为“月”象征日月阴阳变化;有说“易”的甲骨文为象征将一器皿水(或酒)倒入另一器皿之中,以示变换、交易。从《周易》内容看,包含着变化的思想:如卦爻辞中,《乾》卦从初爻到上爻“龙”由“潜”、“见”、“飞”、“亢”的变化,《泰》卦中大小、往来、平陂、往复的变化。行筮时运算而显示出数的变化,等等。《周易》中这种变化被注释《周易》的《易传》深刻地、明确地阐发出来。《易传》所谓的阴阳交感、天地变化的思想成为中国先秦辩证哲学中的精粹。故“易”有变化之义。二是指古代卜筮之书的代名词。按照古书记载,有《连山》、《归藏》、《周易》三部占筮书称为“三易”,所以易是占筮书的专有名词。
《周易》成书于何时,作于何人,迄今无定论。《汉书·艺文志》提出“人更三圣”说,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传说伏羲是雷神之子。中国西北几千万里远的地方,有个极乐国度叫“华胥氏之国”。在那片极乐的国土上,有个名叫华胥氏姑娘。一天,她到东方的一个“雷泽”游玩。在一风景无限美好的大沼泽边,她惊奇地发现一个巨大的脚印,便用脚踩了踩。不料,刚一踩下去,华胥氏就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流进到她体内,于是,她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名叫“伏羲”。雷泽边的巨大脚印是谁留下的呢?是雷神。雷神乃龙身人首的天神。无疑,伏羲是雷神的儿子,所以,伏羲生得像雷神一样“人面蛇身”。同时,他又是天神与人间极乐国土的女儿所生,因此,他本身又具有充分的神性!后来,伏羲继天为王,成为了东方的天帝。他“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种符号包括天地万物的诸种现象,人们就用它们来记载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情。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是说周文王被拘禁后推演出《周易》的六十四卦。周文王,姓姬名昌(公元前1213年-公元前1117年)史称西伯,是商末周族的领袖。他广施仁德,礼贤下士,发展生产,深得人民的拥戴。由此引起商王纣(后称殷纣王)的猜忌和不满,昏庸残暴的纣王听信谗言,将姬昌囚禁于当时的国家监狱——羑里城。姬昌被囚后,殷纣王以种种野蛮手段对其进行侮辱和折磨,甚至将其长子杀害后做成肉羹逼其吞食。姬昌被囚禁7年,他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改造成后天八卦。八卦虽成,它们代表世间万物的八种基本性质,万物万事的性质可以抽象为八种,但具体的事物则是无穷无尽的,不可能有八种,故而“八卦小成”,不能反映复杂的变化。“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就是八卦每一卦都可以为太极,以本气相推,与八卦相叠,便成了八八六十四卦,反映宇宙间不同的复杂变化。周文王进而推演成六十四卦并系以卦爻辞,并提出“刚柔相对,变在其中”的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完成了《周易》这部千古不朽的著作。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周易》以占筮的形式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全部内容,被誉为“群经之首”。今本《周易》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经”,另一部分是“传”。“经”又分为《上经》和《下经》两部分。上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前三十卦,主要反映自然现象;下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后三十四卦,主要反映社会现象。“传”共有《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被后人称谓“十翼”,它是对《周易》古经的解释。根据传统说法,“十翼”为孔子所作。这种说法最初源于《史记》与《汉书》。如《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是:“文王……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 孔子对《周易》的重视,历史上是有明确资料记载的。《论语·述而》说:“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看来,孔子是在50岁以后,才开始痴迷《周易》的,可谓相见恨晚。正如孔子所说的,如果能在50岁的时候学《易》,自己在人格修炼上还能再上一层楼。《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这些能够相互印证的资料无疑表明:孔子对《周易》有过精深研究。我们大家都知道,孔子曾经提出过人生的五大里程碑,“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据说,孔子花了很大的精力,把《周易》全部读了一遍,基本上了解了它的内容。不久又读第二遍,掌握了它的基本要点。接着,他又读第三遍,对其中的精神、实质有了透彻的理解。正如他在上面感慨的那样:“假如让我多活几年,我就可以完全掌握《易》的文与质了。” 孔子解读《周易》,是带着目的的。或者说,他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他要在《易经》中读出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即要从里面读出人文,读出属于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占卜以祈上天赐福和保佑。这种人文的力量,在孔子看来,就是“德”。因为读有所得,孔子便作了《易传》,孔子作《易传》后,后人将《周易》与《易传》合并为《易经》。
战国后期,对《周易》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一些系统阐释《周易》的文字陆续被收集起来,汇成《易传》。秦代焚书,不焚易书。至汉代,经学兴起,《周易》不再叫《周易》,而叫《易经》,其中关于《周易》经传的解释,称为“易学”。《易经》的“经”是指经典的著作。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经”是后来为了尊称这些书,而加上的称呼,原来《五经》只称为《易》、《诗》、《书》、《礼》、《春秋》。因此,《易经》或《周易》原来只称为《易》。汉武帝又设立了《易经》“博士”,这个“博士”不是今天的博士,它是一种官职,而且相当有社会地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博士们”纷纷注《易》,每个人都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使得对《易经》的解释越来越丰富,确立起《易经》“六经之首、大道之源”的学术地位。后来,《易经》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许多人把读《易经》当成了追名逐利的敲门砖。易学不断发展,形成了许多流派,如象数学派、义理学派等。许多著名哲学家,依据《周易》经传提供的思想资料,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简单地说,《周易》是一部“谈象”的书。“象”就是“卦象”,卦象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 -”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是由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衍生而出。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乾坤两卦另有“用九”、“用六”之辞。六十四卦有六十四卦卦辞,另外还有三百八十四条爻辞。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 《周易》读起来非常难懂,后人的“注”也非常多。因为年代太久远,原先的“注”读不懂了,就有人为“注”做“注”,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周易》,它的注文往往是“注”的“注”的“注”的“注”。
《易传》云:“立天地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天、地、人是世界之根本,在做旅游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到天、地、人以及三者的结合。比如,
第二节 《周易》的思想内容
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传是对经的解释。
“经”这一部分,主要是六十四卦的卦形符号与卦爻辞。所谓“六十四卦”,是由“八卦”两两相重而得,“八卦”则是由“阴”、“阳”二爻三叠而成。《周易》的“阴”、“阳”,分别呈中断的与相连的线条形状,即“––”与“—”。古人用阴阳范畴来表现寒暑、日月、男女、昼夜、奇偶等众多概念,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
在“阴”与“阳”的基础上,圣人将其符号三叠而成八种不同形状,分别命名为不同的卦名并拟取相应的象征,称为“八卦”(也称“经卦”),具体如下:
卦名 象征物 象征意义
乾 天 健
坤 地 顺
震 雷 动
巽 风 入
坎 水 陷
离 火 丽
艮 山 止
兑 泽 悦
接着,圣人再将“八卦”两两相叠,构成六十四个不同的六划组合体,即“六十四卦”(也称“别卦”),每卦中的两个“八卦”符号,居下者称为“下卦”(也称“内卦”,《左传》称“贞卦”),居上者称为“上卦”(也称“外卦”,《左传》称“悔卦”)。“六十四卦”每卦共有六条线条,称为“爻”。《说文解字》云:“爻,交也”;王弼云:“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爻”的原意也就是阴阳之交变。因此“––”称为“阴爻”,以“六”表示;“—”称为“阳爻”,以“九”表示。六爻的位置称为“爻位”,自下而上分别为“初”、“二”、“三”、“四”、“五”、“上”。如《蒙卦》:自下而上的六爻分别称为“初六”、“九二”、“六三”、“六四”、“六五”、“上九”。
所谓的卦爻辞,即系于卦形符号下的文辞,其中卦辞每卦一则,总括全卦大意,爻辞每爻一则,分指各爻旨趣。《周易》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因而相应的也有六十四则卦辞和三百八十四则爻辞(由于《乾》《坤》两卦各有“用九”和“用六”的文辞,所以将其并入爻辞之中,即总计三百八十六则爻辞)。
“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大义,如本经之羽翼,所以汉代人称之“十翼”,后世统称《易传》。
《周易》思想博大精深,这里撮其精要,列举如下:
一、易的思想。“易”是《周易》最精髓的思想。它有三易:变易、不易、简易,分别是不断变化、恒久之道、执简驭繁的意思,它所追求的是使事物变得更简单、更科学、更长久、更适应时代的变化。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商战初始期,处于排阵布局的阶段,所以人们爱看《孙子兵法》,一时“兵法”热;90年代是商战上升期,处于集团的雏形期,人们喜读《三国演义》,一时“三国”火;21世纪是商战高峰期,竞争合作变化无常,人们勤翻《周易》,“周易”兴。“周易”兴的原因在于《周易》讲的“三易”能够指导人们适应时代的发展。
所谓变易指的就是变化。世界万物都在变,哲学上讲,只有相对静止,没有绝对静止,变化是永恒的真理,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变易”是《周易》的主要内容。《易经》中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彖传”、“象传”、“文言”等,核心思想揭示的都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这就告诉我们,要树立变化的观念,要用动态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要时刻把握变化的规律,推动管理变革,应对日益变化险峻的市场竞争。
所谓不易就是说在绝对的变化之中,一定有不变的东西,如企业、团队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虽然企业的生产、规模、利润、队伍、技术、设备、首席执行官等,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企业多年形成的优秀的文化价值观,却是不变的,这些不变的东西也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掌握了不易的原理,我们就要不断探讨不变的东西,以不变应万变。
所谓简易就是在实现不易的过程中,一定有最简单的路径。复杂问题可以用简单的办法来处理。在管理学上称为简单管理。简单管理是现代管理发展的方向。如实现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渠道化、流程化、信息化等,具有统一的路径,才能实现“简易”。要实现简易,绝非是一时之功,而要经过长期的文化陶冶,日久炼成。
二、阴阳平衡理论。《易经·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善也,成之性也。”这就是说,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构成的,阴阳既对立又统一,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一阴一阳的矛盾变化就是道,也就是规律。只要遵循“道”,就能成功达到目标,成就规律,实现人性的圆满。《周易》向我们展示了阴阳结合的自然规律,其核心就是阴阳平衡理论:阴阳两极互相平衡、彼此调和,就可以称之为道。延伸开来,在易学中,阴阳可以代表竞争与合作、有与无、彼与此、虚与实、动与静。与之对应,根据阴阳平衡理论,我们要有竞合精神,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懂得有无相生、知己知彼、虚实结合、动静相宜。
三、天人合一观念。《周易》中的“天”是指自然的客观存在,如有形的物质和自然现象等,引申为规律。“人”是指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序卦》里讲,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与人联结而成社会,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恒久性。《周易》认为,人与自然是合一的,相应相通的,所以仿效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天人合一是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由此构成中国文化的大背景和主色调。其中涵盖着三层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天人合一观念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辅相成的内在生命联系:人生于自然又反作用自然;反过来自然又制约着人类的活动;二者需要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人合一。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心与身)的关系也是如此。天人合一观念就是要人们的行为顺应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四、类比推理思维。《周易》蕴含丰富的类比推理思维,从而使它成为决疑解难的思维工具书,并一直流传至今。《周易》的基本符号是阳爻—和阴爻--,为阳与阴、刚与柔的代表。由这两个基本符号构成的三爻一组的八个经卦,也分别具有阴、阳属性。八卦的阴、阳属性分类,又延伸出自然万物包括社会世事的分殊。如同两个象形文字组合成一个象意文字一样,《周易》每一重卦的卦名,是对该卦所包含的上、下两经卦关系或六爻卦象整体结构的象征意义的概括。比如,《咸》卦的下卦为艮、上卦为兑,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象征少男以谦卑的姿态追求少女。这样的感情培养合乎自然,所以卦名为“咸”即“感”。与卦名一样,卦辞爻辞根据卦象爻象而撰,以例说的方法揭示卦象爻象的意义。卦辞爻辞的例说所要表达的是形式结构之“理”。卦辞爻辞所“明”的是卦爻之象,是要通过具体的例说揭示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物情况的普遍性意义和道理。因此,读者须由卦爻辞的例说进入举一反三的推演,再由个别升至一般,获得蕴藏在卦象爻象后面的意义。这种举一反三的推演,不是演绎推理而是触类旁通的类比推理。
第三节 《周易》思想对旅游的启示
中医学家用《周易》奠定了医药治病的基础,经济学家用它研究企业管理,哲学家用它认识社会、指导人生……它的思想内容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基本原理。《周易》思想被人们学习、领会、感知,并被成功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同样,《周易》思想也对我们旅游有很大的启示,我们要充分运用《周易》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旅游规划。
《周易》诞生在河南,它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同时也被世界所关注,这是河南对人类的贡献。金字塔尖上的《周易》,充满着太极的神秘,同时也集中了人类的智慧。它是凝聚华夏民族求变求新的哲学上的经典之作,至今我们很多日常用语出自《周易》,如:不速之客、三阳开泰、文过饰非、自强不息、立竿见影、物极必反等等。作为河南旅游更应充分运用其中制胜法则,去开启我们的新思维。
旅游经济的特点,在策划和规划阶段,它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当产品形成后,大量服务人员加入,它又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也就是周易中的乾与坤的统一和演变。产业的形成与发展,需要智慧和知识含量。《周易》中的思想也可以开启我们的新思维和新理念的一把钥匙。具体有以下几种:
易的思想告诉我们:变易指万物都在变,旅游市场也是时刻在变,我们要用动态思维方式去思考旅游的发展。不易是惟变不变,游客祈福纳祥的心理、对景点物美价廉的要求是永恒不变的。简易是说复杂问题可以深入浅出,用简单办法来处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英国的两名科学家居然用透明胶带粘出了石墨烯这一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二维物体,从而获得了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我们有时候在进行旅游规划时也要学会化繁于简,做出不一样的规划。简易是市场的需求,要把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旅游形象用最简单的几个字来概括,这就是简易。例如:我们在为登封市做旅游产业规划时,总体构想概括起来是:123,即:一个重点(以少林寺为重点)、两层空间(北山南水),三种文化(佛文化、道文化、儒文化),这样便简洁全面概括出了登封市的旅游资源,让人一目了然。
阴阳平衡理论告诉我们,在旅游规划时我们要学会平衡。“一阴一阳谓之道”,这是“道”的另一种解释。旅游中项目设立,永远都是在对立统一中设立,让游客有一松一驰的乐趣,二者的高度统一是旅游中的最高境界。统一就是主题的统一,对立是动与静的结合,传统与时尚的结合,外来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结合等等。此外,阴阳平衡理论还告诉我们要有竞合精神,因为在当今市场,旅游企业需要在竞争与合作中共存,共谋发展。要懂得有无相生、虚实结合,因为旅游景点是可以无中生有,有中生无,虚虚实实的,假作真时真亦假,很多人工景点都大受欢迎便是明证。
天人合一观念告诉我们:人即自然,自然即人,我们在旅游规划时就要充分考虑人和自然的和谐,让游客在景区充分融入到自然之中,感受自然之美。例如,湖南大熊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其中有人文景观、乡土风情、优美传说、怪石奇峰、名花古木、珍禽异兽,是湘中一块待开发的旅游胜地。我们在大熊山的旅游开发过程中,将自然资源、人文资源、民风民俗等进行整合,融会贯通,以特色塑造品牌,以“唯我独有”彰显品位,形成了“一个亮点(湘中明珠——大熊山)、两条主线(一是以大溪游道为主的休闲养生线;二是以蚩尤文化、苗瑶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娱乐线)、三种文化(蚩尤文化+苗瑶文化+休闲养生文化)”的格局,让每一个单体内容均体现生态元素,让文化贯穿于景点之中,从而体现一个高文化内涵的生态景区,使之成为高起点、高品位、高质素的湖南省著名旅游景区。
类比推理思维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旅游规划时懂得类比推理、举一反三,从而使整个规划设计更加完善,设计出的景点能让游客留下深刻印象,流连忘返。比如,对于“道”是有很多种解释,有“路”、“方向”、“道理”等十几种解释。但我们根据“道”的字形,可以解释为“首”代表着人用脑,走之底“辶”代表着走路,可以推理为:一个人在走路,走到了十字路口,那么这个人就要用脑来思考到底走哪一条路。据此,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个景点:在一个十字路口立一石碑,上书“道”字,并注明道的解释,告诉游客人在十字路口要用脑选择,不能错选。这样的景点别出心裁,一定能让游客留下深刻印象。
《周易》中的只言片语却深含大义,极具哲理,对我们的旅游规划有着很好的指导。比如:“君子以作事始谋。”这告诉我们,策划在旅游中的重要性。“谋”字是由“言”和“某”构成,这就是说就某件事来言,来构想。现代经济中所说的策划就是谋,而且明确的告诉我们任何旅游项目、活动、决策之前都要谋。谋也包含着方向、追求和预期结果。古人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人说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这些都说明了策划在旅游经济中的重要性。
《周易》还能指导旅游营销。《周易》很讲势。造势就是造机会,是旅游营销的重要手段,我们旅游做活动,搞节庆都是为了造势,其本身并没有多少效益,而且还要付出很多,这些都是扩大影响,营造市场份额和创造机会去赢得市场,赢得人心。两军对垒,从来都是勇者胜,勇就是一种势。造势就是营销,就是造市场机会。人们常说: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
《周易》里讲“阴阳之义配日月”。《周易》讲阴阳,最大的阴阳就是太阳与月亮。中国有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的传统,这都可以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世界上的太阳崇拜有五大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和南美的玛雅文化。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便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根据《山海经》记载,中国的太阳崇拜起源于山东东部沿海的日照一带。《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 汤谷即“旸谷”,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的地方;与虞渊相对,虞渊指传说中日落的地方。根据史料记载,汤谷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汤谷就在东海之滨的琅琊一带。 古时的琅琊包括临沂、日照、青岛和潍坊的部分地区。但日照似乎与太阳崇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阴阳变化是宇宙有节律运动的最根本的原理与法则,阴阳运动的规律是客观的,万物的生长收藏均受阴阳的支配,阴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全过程中。根据元气阴阳学说,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就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所以,阴阳也就成为宇宙万物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为什么会有太阳崇拜?原始人类关注的两大主题是:生与死。生是一种永恒的渴望;而关注死,是希望再生。因此古代先民们对具有长生不死以及死而复生能力的万物非常崇拜,称之为图腾崇拜,这种图腾崇拜在上古时期非常普遍。太阳每天清晨从东方升起(重生),给自然以光明和温暖,傍晚从西边落下(死亡),给自然以黑暗与死寂,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以及给万物以生机的能力;同时先民的农耕生产,特别是稻作生产对阳光的需求和依赖,希望太阳多给人们一些光和热,让人们有吃有穿、身体健康。先民们就自然而然地对“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的太阳产生了敬畏的心理,而萌发了崇拜太阳的思想,尊之为神,称太阳神。古人崇拜太阳,必然要仔细观察太阳,研究太阳的运动。而阴阳二字就是对太阳运动(生与死)的形象白描。白天,太阳升起(生),光芒四射属阳字表述的意蕴,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与活力。黑夜,太阳落山(死),光芒被遮属阴字表述的意蕴,自然界呈现一派死机与萧条。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就是在太阳的生与死即阴与阳的变化中而变化着的,自然而然地太阳就上升成为宇宙主宰之神的地位。正是有了日神信仰,才会使由本来很原始朴素的 “阴阳”概念上升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学说。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阴阳学说确乎形成于晚周秦汉之际,但其基本概念,即早就孕育在中国上古日神信仰观念的母腹中了。而这样的文化寻根,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灿烂文化的重新认识,更有助于解读阴阳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医学中的重要地位。
在风清云淡、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中国人举头望明月,总会有所感慨,有所寄怀。也许从没有一个天体能如月亮一般,让中国人寄托如此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其实,月亮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又绝非寄托情感那样简单,在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月亮崇拜和月神传说对于中国哲学、艺术以及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美丽的阳朔,有一座奇特的山,顶部中空,状如弦月,夜晚望去,若一弯明月挂在天空,这就是著名的景点“月亮山”。传说有一位老妈妈每天都爬上山去,坐在月亮里头,给游客卖水,于是大家都叫她“月亮妈妈”。“月亮”与“妈妈”联系起来,并给人以美的遐想,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中华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血缘。《礼记·祭器》曰:“大明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古人称日为“太阳”,月为“太阴”,月亮与妇女,都是阴性的代名词。
创造人类的始祖“女娲”,同时就是月神,在汉墓砖画中,伏羲手捧太阳,女娲则手捧月亮。远古人以为,女人和月亮有着一样的本性,都有膨胀的倾向,而且还有与月相变化周期一样长的月经期。他们的观念中,物体可以通过某种神秘的感应超时空地发生作用,所以月光的照射可以使女人怀孕。因此月亮赋予了女性一种神秘的能力。人类早期对父亲的意义并不清楚,女性在原始母权制社会中处于崇高的地位,繁衍生息的渴望推动了月亮信仰的不断发展。月亮的感应力逐渐被人格化,衍化为高洁的月亮女神。中国的月神最著名的是嫦娥,据后人考证,女娲、女和、尚娥、嫦娥其实同为一人。嫦娥是怎样奔月的呢?根据《淮南子》的记载是,后羿到西王母那里去求来了长生不死之药,嫦娥却把它偷吃掉,并逃到月亮里去了,变作一只蟾蜍,成为月精。后来,蜍音讹变为兔,于是蟾兔并存于月中,到了东汉时期,蟾蜍被逐出,月宫中只剩下了玉兔。《淮南子》对嫦娥的丑化,暗示了伴随母系王国沦陷后父系文明的建立,妇女的地位骤然下降,嫦娥奔月象征了被父权驱赶的女性们寂寞凄苦的情怀。而蟾蜍向玉兔形象的转变又表明,嫦娥的地位在后世重新得到了提升。这与后来中国文化崇尚阴柔的转向有关,文人墨客对月亮的反复吟诵也为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嫦娥的故事在民间也出现了不同的版本,说因为一个叫蓬蒙的人的觊觎,嫦娥才当机立断将不死药吞了下去。后羿悲痛欲绝,摆上香案,放上蜜食鲜果,遥祭爱妻。百姓们闻知后,纷纷在月下摆设香案,为嫦娥祈求吉祥平安。这就是中秋拜月的传说来历。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于魏晋时期,盛于唐宋。《东京梦华录》对北宋赏月盛况有这样的描写:“中秋夕,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我连坐至晓”。明清以后,每逢中秋,人们摆设酒脯时果,赏月畅谈,有些地区还举行“拜月”、“闹月”、“跳月”、“偷月”等有趣的活动。至此,中秋拜月的女性生殖崇拜意味慢慢淡出历史舞台,为“花好月圆人团圆”的主题所取代。在月神神话中,嫦娥窃取的不死药及吴刚砍伐的月桂树“树创随合”的奇异能力,都暗示着一种不死的生命精神。月亮的盈亏晦明循环,不仅参与缔造了中国的农历,也影响了中国哲学对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与宁静神秘的智慧品格的追求。中国古人实用地把自然循环当作宇宙的规律,并运用于历史。天干地支六十年花甲轮回,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呈现一种循环意识。时间本是一条进化直线,但在中国哲学中被转化为一条循环的曲线,阴阳鱼太极图就是明显的体现,这对形成时空合一的宇宙观和文化稳定性具有深远的影响。老子说:“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道家思想将自然现象提升到一种人生智慧。杯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已深入人心。以月喻禅是禅宗哲学的传统,《五灯会元》中法眼和尚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何曾别?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月境与禅境浑然一体,万物混茫物相溶合一,月光让人思索宇宙的永恒存在,从月光里,禅师得到顿悟的启示,在永恒中获得灵魂的超脱和心灵的愉悦。
古希腊神话中也有月神,她叫阿耳忒弥斯,亦是狩猎女神,技艺高超。而中国人眼里的月亮则是冰清玉洁的,嫦娥的形象是孤寂、幽怨、静谧而多情的。在月光下,人们感受到的是女性的温柔、娴静与妩媚,这正是中国式的“美”的境界,它能够为人提供一个休憩的精神家园,抚慰那些疲乏了的心灵,因而得到中国艺术家们的青睐。中国的月神文化以诗词意境为灵魂,以文人之笔传达对人们千年不变的感怀,与中国山水画一样,含蓄、清逸、淡远、宁静、空灵、妙悟,没有色彩的喧嚣,而富于心灵的深远。月神的传说记录着母系社会往古岁月的云烟,反映着寻找母亲温暖怀抱的文化主题,月亮的升起在漫漫长夜里唤起跨越时空的亲切慰藉。“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诗人如影随形的乡愁、旧梦重温的情思,往往寄托于明月的传递,“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肠愁,化作相思泪”(范仲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艺术地传达出国人心中一言难尽的心愿,荡漾着中华民族特殊的审美共鸣。月亮作为一种永恒存在的神秘象征,又成为士大夫逃离现实的人格化身与一种飘逸的风范。“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当士大夫历经宦海波澜,顿悟人生禅机之后,便一头扎进那澄透晶莹的月光世界里去了,“抱明月而长终”,吟风啸月就成为中国文人失意后企求的精神境界。西方文化崇尚太阳,太阳神阿波罗在希腊神话占有显赫地位。而中国人对太阳神伏羲却是疏远的,“夸父逐日”与“后羿射日”神话反映的是对太阳的敬畏和斗争,太阳往往是灾难的制造者。而对月神女娲、嫦娥,中国人则表现为亲近、依恋和同情。如果将西方文化比作阳刚的“日神性格”,那么中国文化则可以说体现了阴柔的“月神性格”。按中国的阴阳观念,君主阳,臣为阴,所以臣民应当躬行收敛。尽管孔子是“刚”“仁”并举,但后世儒家并不置重刚毅自强的外向性格,而推崇温柔敦厚的内向型理想人格。老子进一步塑造了中国阴柔的民族性格,他主张自然无为、雌退不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以克刚,静以制动,弱以胜强。所以中国的智者,都具有忍让大度、功成身退的胸怀。中国人向往天人合一,对生命抱有一种复归自然的超然态度,能够在现世中获得生存的乐趣。这些人文知识对我们进行旅游开发有着非常大的启迪作用,我们的旅游规划是不能脱离这些人文智慧的,脱离了就不会是好的旅游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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