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儒家文化与旅游

第六章 儒家文化与旅游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立。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对中国人乃至全世界华人影响最大。在中国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有儒家的成分,其区别只是所占比重的大小而已。同样,儒家文化与旅游也是息息相关。

第一节　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

在讲儒家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儒”。在中国古代“儒”与“需”同字，“需”在古代是指求雨的巫师，它起源于殷商；巫是负责占卜人们生活中的吉凶，被称为术士。许慎《说文解字》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说“儒”比较柔弱，是“术士之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死的观念与丧葬礼仪，这种广泛的社会需求促成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儒”。在中国古代社会，最晚到殷商时期有了专门负责办理丧葬事务的神职人员，这些人就是早期的儒，或者称为术士。儒以治丧相礼为业，他们精通当地的丧葬礼仪习惯，时间一长，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职业。但是，由于这种职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既没有固定的财产和收入，做事时还要看人脸色，所以形成了比较柔弱的性格，这就是儒的本意，即柔，还有他们职业的原初性质，即术士。“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子请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孔子所说的“君子儒”和“小人儒”是什么意思，自古就有争论。子夏首先是个读书人，既然是读书人就应该是“儒”，就应该知道礼义，但仅仅是书本和口头上的礼义，不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则即使是“儒”，也只能是一个书呆子，不是君子儒而是小人儒。孔子正是因为担心子夏读书与实践相脱节，才告诫他。由此可见，“儒”这一名词的起源应该远在孔子之前，因为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两极阵营。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儒的出现一定是在孔子之前的某一个时候。

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大家所熟悉的孔子，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孔子，名丘，字仲尼，山东曲阜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世界最著名的人化名人之一。孔子的“子”在古代是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有公信力的人，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是属于前者。孔子为什么叫孔丘，字仲尼呢？这是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孔子在家排行老二，所以字仲尼。鲜为人知的是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按西汉尺23.1厘米计算，是221.76厘米。现在的巨人姚明（身高229厘米）也比孔子高不了多少。不光个高，孔子还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但孔子从不以武勇和酒量为豪。

孔子三岁的时候，父亲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但孔子幼年时极为聪明好学，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弟子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弟子们伤心不已，为他守孝三年。孔子后裔继承其儒学，为名相、博士、大儒。现在台湾的孔垂长先生，是孔子第79代嫡孙。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孔子去世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孔子的尊崇，不断追封追谥。西汉平帝追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古人认为“褒成”是国名，“宣尼”是谥号，“公”是爵位。北魏孝文帝称孔子为“文圣尼父”。“文圣”是尊号，“尼父”是敬称。北周静帝宇文衍追封孔子为“邹国公”，“邹”是国名，“公”是爵位。隋文帝称孔子为“先师尼父”。唐太宗尊孔子为“先圣”、“宣父”，“宣”为谥号，“父”是美称。唐高宗赠孔子为“太师”，“太师”为官位。武则天封孔子为“隆道公”。“隆道”是封号，“公”是爵位。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文宣”为谥号，“王”是爵位。这儿的“王”不是后世皇帝以下的侯王的王，而是周天子“武王”“成王”的王。 　　宋仁宗改文宣公为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而西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帝，这一封号是历朝历代最高级别的。元朝成宗加衔“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尊为“至圣先师”。清世祖尊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尊为“大成至圣先师”。

儒家的代表人物除孔子外，还有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他们代表了儒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儒家的派别包括：思孟学派、宋明理学、心学、气学、今文学派、公羊学、谶纬神学、古文学派、训诂学。

儒家的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十三经不是一开始就有，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孔子以前的书籍流传到今天的只有四部，这四部书原名《诗》、《书》、《礼》、《易》。现在如果你去图书馆找会发现它们已经改名为《诗经》、《尚书》、《仪礼》和《周易》。。这四部书是中国最古的书，时间可以追溯到距今三千年前的周朝。这四部书加上孔子自己编写的《春秋》在汉代设立了学馆作为教科书开始教授给学生，称“五经”。到了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周易》、《尚书》、《诗经》，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来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到晚唐时，在“九经”之外，又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形成“十二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时期《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内容非常广博，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后来的《四书》指是指《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儒家思想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行成的。儒家在先秦时期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到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现代“五四”运动时期更是在反孔非儒高潮下经历空前的厄运，但儒学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也就是说能够与时俱进。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儒家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依托形成的文化，它的特征是：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其二，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等书为经典；其三，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其四，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其五，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什么是“仁”？孔子本人也没有作出明确表达。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总之，每次问“仁”，孔子都有不同的回答。正因如此，历代人们对“仁”的理解见仁见智，各取所需。《礼记·中庸》中把知（智）、仁、勇称为天下的达德，三德之中，仁为根本。仁、智、勇是我们一生要做的事情。关于“仁”，孔子还说过：“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自己先树立起来再树立别人，用自己通达的心去通达别人，能从最好的方法去帮助别人，所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英国，一位议员在赶路的途中车子陷入泥坑，一个陌生小伙子费了很大劲帮他一起把车子从泥坑中抬了出来。于是议员为了感谢他，供小伙子读完了大学，并且读的是他梦寐以求的医学专业。50年后，丘吉尔——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得了很重的肺炎，人们寻遍全国都难觅解救之方，后来终于发现：就在两年前，一个叫弗莱明的医生发明了一种叫盘尼西林的药可以治这种病。这个医生正是当年的小伙子，而那位议员正是丘吉尔的父亲！一种好意传递出去，会成为一种氛围，成为一种对人性的信念，这就是仁者无忧。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儒家文化中还有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

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讲“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又讲“人知天”，强调人在天命面前不是被动的。孟子把天和人的心性联系起来，主张“尽心”而“知性”，“知性”而“知天”，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中庸”也称“中和”、“中行”、“中道”，都是同样的意思，即“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所谓“和而不同”，说的是对一件事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这是合乎辩证法的。所谓“过犹不及”，说的是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孜孜以求的东西。孔子说“为仁由己”，仁的境界的实现要靠自己的努力；又说“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认为“立人”、“达人”要以“己立”、“己达”为前提。孟子说“道惟在自得”，求道没有别的途径，全靠自身的修行和体悟。这都是对人的个体主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的肯定。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认为人类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高明高贵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强调“民为邦本”，认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国家的发展才有可能；强调“民贵君轻”，认为人民、国家、君主的重要性，人民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儒家的人本意识突出人的主体性，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也是古代民主思想的萌芽。

儒家的忧患意识与儒家文化关注人生、关注群体、关注国家与社会密切相关。孔子是系统论述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的忧患从忧患人生开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都是讲人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还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还重要，提倡为道而牺牲的精神。这让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把“道”看成是他们最终安身立命之处，以道自任，有为“道”而牺牲的精神。这便是为什么古代社会经常有直言上谏，不畏强权的事情发生。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所以，孔子主张“礼治”。儒家的忧患意识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孟子对孔子的忧患意识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国内没有法度的大臣和辅佐的士子，国外没有相与抗衡的邻国和外患的忧虑，经常容易被灭亡。这就是说，在没有内忧和外患的情况下，往往因为失去警惕而导致国家灭亡。因此，孟子提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只有常怀忧患意识才可以长久生存，贪图安逸快乐可被灭亡。孟子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

与道家崇尚自然的传统不同，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在儒家看来，和谐境界的实现，人本精神的高扬，忧患境况的摆脱，道德素养的提升，都不能离开人们投身现实、奋发进取的努力和作为。因此，儒家经典大多强调力行，儒家人物大多是力行主义者。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也”。意思是说，作为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当有无穷责任、无穷事业，当走向社会、服务于社会，否则，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就是“士”的耻辱，就不配当一个知识分子。孔子还说：“君子敏于行。”要有行动才行：道德修养或道德实践即通过修身或自我改造以达其“内圣”目标；社会政治实践即通过事功或社会改造以达其“外王”目标。“内圣”有赖于“立德”，即注重人的自我身心修养以挺立道德人格；“外王”有赖于“立功”，即在社会上成就一番大事业以挺立政治人格。所以《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所以儒家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易传》亦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求人们去效仿天地运行的刚健风格，去直面现实，去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而不畏任何艰难险阻；要求人们锲而不舍，知难而进，奋发进取，依靠主体的力量，通过主体的实践，完善自我，改进社会。

第二节　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无穷魅力不在于它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在于它持久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文化的烙印存在于每个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的身上。不光如此，儒家文化还具有国际影响力，它影响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新加坡甚至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我们先来看看儒家文化在国外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一些外国学者认为，日本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将古老的儒家伦理与二战之后从美国引进的经济民主主义揉和在一起，并加以巧妙地运用。

朝鲜不仅仅在十六世纪时涌现了大批宿儒，更有曹南冥、李退溪两位大儒（韩国尊为“圣人”），朝鲜人在吸收中国儒学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自己的儒学，像“南冥学”、“退溪学”就都是闻名世界的“朝鲜儒学”。现在的韩国，在全国都保持了“乡校”这样的普及性群众性儒学文化教育机构，在成均馆设有世界上唯一一所专门从事儒学研究工作的高等学府---儒学大学。在韩国，每年春、秋两季，全国都会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韩国学者认为，韩国经济发达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1965年新加坡宣布独立，随着经济腾飞带来的社会生活的高速发展和空前开放，一起来的还有这背后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享乐主义，并迅速蔓延开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说：“看到了这种倾向，为了持续发展，而不至于把新加坡葬送，我们决定在学校里教导儒家道德课程，以加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力，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于是新加坡全国上下开始有组织的学习儒家文化直到现在。李光耀提出了所谓“亚洲价值”，即“儒学价值”，并概括为“社会第一，个人第二”。他精辟地指出，促使新加坡成功的其中一股推动力是：大多数的人民，把社会利益和重要性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这也正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概念。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家庭是最重要的单位，把所有的家庭组合起来就形成一个社会。在新加坡，现在儒学研究及实际应用已经超越中国赶上日本，并向更大更广阔的空间不断发展。 儒家文化的影响还在继续还在发展，它影响着现在，影响着当代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也必将影响着未来。

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儒家文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儒学已经不仅仅是中国的儒学，而且是世界的儒学。我们所能弘扬的儒家文化的很多内容都是跟现实相关的，是跟时代命题息息相关的。儒家文化倡导积极入世，弘扬儒学，弘扬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弘扬一种健康积极、阳光明媚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状态。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世界文明而言，儒家文化是一个积极、丰富的宝库。打开这个宝库的大门，我们可以看到最有普世价值的四个部分：一是儒家文化中的平等思想——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儒家文化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儒家认为 “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其说这符合中国自身的需要，不如说符合一个多元的世界文明的要求。三是儒家文化中对差异的尊重。孔子的名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体现了一种宽容的尊重差异的思想。四是儒家文化中对“学”的重视。尽管儒家经典所谈的“学”主要是学习过去，以模仿为主，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学”以追求创新为主，但是为了创新，必须要知道过去和当代。了解历史，了解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学”，会使得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正在重新发掘儒学，以便从中寻找应对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的策略。同样，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因此，我们也需要重新审视儒家优秀文化成果，充分利用儒家文化的有价值的部分，推进旅游建设、发展。

第三节　儒家文化与旅游的结合

中国古代的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这说明儒家文化经典的重要性。“半部论语”的典故来自宋朝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的记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赵普，原先是后周当节度使的赵匡胤手下的推官。公元960年，赵匡胤率军北上，部队到达陈桥时，赵普为赵匡胤出谋划策，发动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宋太祖。接着，赵普又辅佐宋太祖东征西讨，统一了全国。后来，宋太祖任命他为宰相。宋太祖死后，他的弟弟赵匡义继位，史称宋太宗。赵普仍然担任宰相。有人对宋太宗说赵普是山东人，不学无术，所读之书仅仅是儒家的一部经典《论语》而已，当宰相不合适。宋太宗不以为然地说：“赵普读书不多，这我一向知道。但说他只读一部《论语》，我也是不相信的。”有一次宋太宗和赵普闲聊，宋太宗随便问道：“有人说你只读一部《论语》，这是真的吗？”赵普老老实实地回答说：“臣所知道的，确实不超出《论语》这部分。过去臣以半部《论语》辅助太祖平定天下，现在臣用半部《论语》辅助陛下，便天下太平。”后来赵普因为年老体衰病逝，家人打开他的书箧，里面果真只有一部《论语》。《论语》是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的一部书，也是儒家最主要的经典，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部杰出典籍，也是历史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的结晶。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半部《论语》治旅游呢？这个我不得而知，但从《论语》中，可以启迪我们的很多智慧，指导我们旅游建设、发展，这是毋庸质疑的。因此，我们要从《论语》中领略智慧的光辉，学思并用。比如，《论语》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的意思是说：学习的过程却不深入思考，越学会越糊涂；反过来光思考但又不认真学习，就会心生迷惑。孔子的这段话，指出了我们在旅游规划中常犯的错误，我们对一个景区的背景资料和区域文化资源的解读过程中，只是简单的读，没有认真的去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又不去读与它相关的资料，结果形成了很多创意的空白点，这样我们设计出的产品结果是：一是停留在表面上的就事论事，看图识字式的参观；二是没有文化内涵，特别是没有值得旅游者可进入和可参与的项目。

事实上，两千多年来, 儒家文化和中国人的旅游活动结合得十分紧密。

一、儒家的近游思想与旅游。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有安土重迁、崇尚近游的普遍心理。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在儒家看来，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爱人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这是实行仁德的基础。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在古代的条件下，出远门很辛苦，不安全，为父母的会担忧，就是常言说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另一方面，当父母年老的时候，要常父母身边尽孝道。当然，为国家尽守职，又当是另一回事，自古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和若干事例。《礼记》上也说“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 这是说，为了尽孝，在走正道不要走邪道，过河要乘船，不要游水，不要把自己的身体走危险的地方去。《荀子·荣辱篇》用类似的方法，表达了和孔子相近的近游思想。他说“乳彘不触虎, 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 人也。忧忘其身, 内忘其亲,上忘其君, 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这种近游观很显然是重人伦的文化特色的体现。儒家之所以提倡近游,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 少者怀之”（《论语》）和“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孟子》）的仁政理想。这种近游观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在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的时代，劳动力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近游观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 在当时无疑有其进步意义。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要在各地开发好旅游资源，让人们能在家门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

二、儒家的远游思想与旅游。 儒家一方面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另一方面儒家也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礼记· 内则》上讲：“桑弧蓬矢，志在四方”,意思是说：小男孩一生下来，大人就应用桑枝做成的弓，蓬草做成的箭去射东西南北四方。这种仪式象征着一种美好的祝愿，希望孩子长大后志在四方，为君为国建功立业。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 父母去世以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当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当然，生活中自然也不乏误解孔子观点或信之过深的人物。不过, 同这种贪生怕死的观念和行为针锋相对作斗争者亦不乏其人。《汉书》上有一篇《王尊传》, 里面记录了一条两种旅游观斗争的史料：“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后以病去。及尊为刺史，至其阪，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翻译为现代文是：王阳做益州刺史，巡行州内区域来到邛郲的九折阪，感叹说：“一个人接收了先人留给自己的身体，怎么能多次登上这种危险的地方呢！”后来王阳因生病离开益州。等到王尊做益州刺史，来到这个陡山坡，问随行的官吏道：“这里不是王阳畏惧的道路吗？”官吏回答说：“是的。”王尊大声对他的驾车人说道：“赶马向前跑！王阳要做孝子，王尊要做忠臣。”这个故事后来又被刘义庆写进了《世说新语》言语篇中。值得指出的是, 这里恋躯惜命的王阳和敢于履险的王尊二人的指导思想同源于儒家。儒家用意很清楚, 他们给所有的人规划了两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当孝子或者当忠臣；为家庭或者为国家。前者的奋斗目标在于使家庭幸福, 后者的奋斗目标却是为国家太平。在儒家学说中, 为父母作牺牲和为君国作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汉人张骞的凿空西域、北魏郦道元的考察天下水道, 徐霞客的尽毕生精力于山水岩洞的考察, 无一不是在为国家增殖精神财富。知道了这一点， 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儒家一方面十分珍惜人的躯体生命, 同时却又提倡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近游理论和远游理论同样发达, 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我国人民的重视。那么，我们的旅游规划中也要对探险旅游给予高度重视，因为这同样符合国民的旅游需求。

三、儒家义利观与探险旅游。人都有好奇心，喜欢猎奇探险。探险旅游在国内外都有，只不过在国外非常流行。在欧洲，从中世纪以来, 特别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 出了许多探险旅行家，如马可· 波罗、哥伦布、麦哲伦等人。但他们的探险活动无一不唯利是图，总是与占有财富相联系。十五世纪，哥伦布在航海日记中曾赤裸裸地宣称“我很细心，不辞烦劳，注意其间有无黄金。”诚如法里士在《地理创造家》一书中所指出的“ 如果哥伦布对于黄金与其它贵重物品以及其它附带的价值，没有坚强的想象和欲望，那末他决不会远渡重洋去探求印度群岛的新海道。”西方人的探险动机和我们中国人的探险动机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简言之, 西方人重利, 而我们重义。

在我国旅游史上, 由官方组织的旅游探险活动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比较著名的旅游探险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游探险家应该算是周穆王。周穆王，名姬满，生卒年不详。姬满在位期间，命甫侯制定《甫刑》，又出兵征伐楚国，直达九江。后来又联楚灭徐，西征犬戎，俘获犬戎五王,将犬戎的一些部落迁到太原（今山西省西南部），开辟了通向西北的大道。不久，姬满开始西巡。据说姬满曾以造父为国夫，驾着8匹千里马，带着7队选拔出来的勇士，携带供沿途赏赐用的大量珍宝，先北游到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再折向西巡，经过了今天新疆境内的许多名山大川，到了西王母国，受到了西王母的隆重接待。西王母在瑶池为姬满设宴，饮酒吟诗，共颂友谊，又登演山眺望远景，姬满还在山顶大石上刻了“西王母之国”五个大字，和西王母一起种了一棵槐树，作为纪念。然后，姬满继续西进到大旷原（今中亚细亚的吉尔吉斯草原），采集了许多禽异兽后，返程东归，回到镐京。姬满西巡历时两年多，行程35000多里，是历史上伟大的壮举。沿途经过许多邦国，受到各地人民的热情招待。这说明我国的地域当时已经相当辽阔，中原的华夏族和西部各族之间，很早就相互友好，关系密切，共同创造着中国的文明。姬满病死后的庙号为穆王。周穆王一路上对沿途部落不仅没有骚扰、掠夺, 而是多有馈赠。《穆天子传》记载了穆天子和西王母的神话故事，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瑶池》诗写道：“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西王母日夜盼穆天子前来相会，而周穆王所骑八骏，日行三万里，西王母哀怨穆天子来的迟来。关于这八匹可日行三万里的骏马，在《列子》、《穆天子传》、《拾遗记·周穆王》等文献中的记载不一。《穆天子传》里认为，这八匹马是以马的毛色来命名，分别是赤骥（火红色的马）、盗骊（纯黑色的马）、白义（纯白色的马）、逾轮（青紫色的马）、山子（灰白色的马）、渠黄（鹅黄色的马）、华骝（黑鬃黑尾的红马）、绿耳（青黄色的马）。而《拾遗记·周穆王》里是以速度来命名这八匹马：一个叫绝地，足不践土，脚不落地，可以腾空而飞；一个叫翻羽，可以跑得比飞鸟还快；一个叫奔宵，夜行万里；一个叫越影，可以追着太阳飞奔；一个叫逾辉，马毛的色彩灿烂无比，光芒四射；一个叫超光，一个马身十个影子； 一个叫腾雾，驾着云雾而飞奔；一个叫挟翼，身上长有翅膀，象大鹏一样展翅翱翔九万里。后来八骏用来泛指骏马或皇帝的车驾。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是新中国第一批到苏联列宾美院学习的画家，集国画的写意风格与西画的严谨结构于一身。他以画马见长，有代表作《八骏图》。他画出的马不但有中国画的意境，也有西画的严谨结构关系。我国民间传统木雕、砖刻上常见有八骏图案。现代意义上的八骏指马的品种：蒙古马，哈萨克马，河曲马，云南马，三河马，伊俐马，千里马，汗血宝马。

另一个著名的探险家——汉朝的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他的西域探险也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在中国历史上，张骞通西域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并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民间传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开通西域，曾到了“西天”的黄河源头，会见牛郎和织女，带回了天马。诗圣杜甫为此写下了“闻道寻源使，从此天路回。牵猪去几许？宛马至今来”的诗句。

此外，我们所熟悉的明朝下西洋的郑和, 也只是为了和西洋各国取得联系, 使臣所到之处, 照例是先读永乐皇帝的诏书, 给所在国国君赠送礼物, 随后便是采购珍奇物资, 从无掠夺所经过国家财富的事情发生。非官方组织的、一般地方官、士大夫的探险旅游也不肯在利字上做文章。像晋代的法显，唐代的玄奖、鉴真和明代的徐霞客，现代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潘德明, 当代独自徒步考察黄河的杨联康, 只身漂流万里长江的尧茂书以及当代骑自行车周游全国的傅庆胜，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自己筹集资金进行探险旅游, 丝毫不是物质利益引诱的结果。他们要么是以生活在大自然怀抱里和探索其奥秘为人生乐境；要么为了宗教事业的需要, 而履险求法；要么为了替炎黄子孙争光；要么为了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总之，虽然具体动机各不相同，而重义轻利则是其共同的价值取向。显然，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儒家义利观在旅游活动中的一种表现。当然，在现代旅游业中，我们在探险旅游规划时不能完全做到重义轻利，因为产生不了效益的旅游规划不是好规划。但我们在旅游规划时也要重“义”，只不过这个“义”是让游客在旅游中能身心愉悦，满足祈福纳祥的心理需求。

四、儒家尚古意识与中国旅游文化传统。珍惜自己民族的历史, 爱护先辈留下的遗迹, 在文明世界里, 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种传统尤以中国为突出。在两千多年前, 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认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对尧舜统治时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己的立身行事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他向诸侯推销自己的治国方案不成, 退而教书授徒, 著书立说, 而他所讲的、所做的又全部是述而不作，体现了他信而好古的文化价值取向。两千多年来, 中国的旅游文化就是在孔子“信而好古”价值取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 崇尚古代的旅游文化传统主要体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其一，从价值尺度分析，传统的中国人评价旅游点，大多认为越古越好。这种心理尤其以中、低层人士为突出。对自然山水具有敏锐鉴赏力只有在士大夫阶层以上的人们中才可能出现。从今天的旅游者流向分析看，人们常说的热点过热、冷点过冷的现象，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受尚古传统影响所造成的。这种尚古心理在清代地方志书的修撰过程中也有所反映。其二，杜撰名胜，抬高身价。我们知道孔子虽然曾经周游列国，但他的游历范围在今人看来实在不能说很大。春秋时期的列国主要是黄河流域的一些诸侯国，算起来不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南边他到过楚国，但也只到过今天的河南信阳而已。但在孔子身后, 随着历代帝王的褒封，孔子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在湖北、湖南（其它省份也有相同情况）的府、县志书中，许多孔子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 都出现了形形色色与孔子的名字相联系的名胜。这种拉孔子装门面的现象, 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中国旅游文化的尚古特色。其三，沿波讨源，重视古人古事的介绍，这是传统山水游记创作中的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在中国历代旅游文学作品中, 凡当事人所游览的风景名胜中有古代文化遗迹的，游记作者几乎没有不加以追根溯源式的介绍的。这从《穆天子传》、司马迁《史记》、王安石《游褒禅山记》、张道浚《游峙山记》等旅游著作中均可看出。其四，热衷纵向继承，轻视横向移植。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者欣赏口味方面，这种特点体现得异常鲜明。就旅游点的建设来看, 中国古人对于开辟自然风景游览点的兴趣，远不如建设有古迹的旅游点浓烈。这从历代留下的各风景名胜区的碑刻史料可以看出。其次中国古人对于保存古代旅游文化有着极强的责任感。这从山经地志的序言中也可感受出来。从中西对比中也可看出。西方世界除了珍视本国固有文明外，对了解外部世界还保持着浓厚的兴趣。这一点地中海沿岸国家表现得尤其突出。殖民者在征服其他国家时，对于别人的古迹名胜，往往不远万里移植到自己的国家，如埃及的方尖碑之被英国移植于伦敦。有的国家仰慕古代文明, 模拟名胜。如近年来，美国在自己国土上修建万里长城，仿造中国园林。而中国除了殖民者当年留在中国的几座花园、教堂外，西方名胜的移植几乎没有出现。其五，当代中国旅游业中有形形色色的仿古旅游活动、仿古建筑。

五、儒家的重民思想与旅游文化。研究儒家思想的人会发觉，儒家的“与民同乐”、“民贵君轻”等重民思想也渗透在中国旅游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关于与民同乐的论述。孟子认为，贤者只有与民同乐，才能真正的快乐；而不贤者虽有池沼等游乐对象，因为不能与民同乐，所以快乐难以持久。他引用《诗经》中赞美文王的“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的有关句子，《尚书》中所引夏朝民众仇恨商纣王独乐的民谚，从正反面举例说明“与民偕乐”和“独乐”的区别，以此来启发和讽刺梁惠王。一部中国旅游文化史，始终贯串着这一重民的传统。这种把发展旅游和实施仁政结合起来，通过旅游来体现仁政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文化的建设、旅游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首先, 重民传统表现为历代帝主不敢肆意远游上。在中国古代,凡属敢于置国家大事、民众疾苦于不顾而一味远游的, 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这种谴责从民间传说故事中，从官修正史中以及形形色色的稗官野史和大量的旅游文学作品中均能看到。人们可以对在野的高人逸士的隐逸旅游大唱赞歌, 而绝不原谅那些帝王四出旅游, 所以周穆王、秦始皇、隋场帝、宋徽宗、明武宗等都遭受谴责。古代帝王几乎无不希望上泰山封禅。什么是泰山封禅呢？封禅是古已有之的礼仪。按照《史记·封禅书》张守节《 正义 》解释：“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就是说，到泰山上设祭坛，向天地禀告功劳。只有皇帝才能封禅，并且还要是有卓越功勋的皇帝才行。历史上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举行过泰山封禅仪式。宋真宗之后，帝王来泰山只举行祭祀仪式，不再进行封禅。泰山封禅除了是皇帝表功之外，还包含着一层更为深潜的意识：沟通天人之际，协调天、地、神、人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精神意志与外在行为的和谐统一。对于皇帝来说，泰山封禅既是一种旅游机会也是为自己表功的机会。但是谁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下动乱、民不聊生时去封禅，那么这个皇帝一定会招致民众的怨恨和正直的朝臣不满。一些自我意识比较强的帝王, 也能自觉抵制臣下的怂恿, 如《全唐文》中就收有唐高宗的《停封中岳诏》。诏中说，他本来打算上泰山，因“河南河北尚有十余州旱涝, 加以朔方寇盗, 时或侵边。关内流离, 未能复业。” 因此他认识到，如果“下亏鸿业”，虽“遗刊群岳”，也“不足上报元功”。唐高宗认识到，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际，自己没脸去泰山封禅。

其次，重民传统体现在历代地方官对建设城镇游观之所的重视上。《左传》上说，郑国的战略家稗湛思考国家大事,“谋于朝则殆, 谋于野则获”。这是因为城市人多，环境嘈杂，而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郊外，人的大脑所受外物干扰较少，工作起来效率就高。孔子也认为山水可以激活人的思路。《孔子家语》卷二上说“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孔子四望,喟然而叹曰‘于斯致思，无所不至矣。’”孔子认为在农山这个地方能进行全面思考。后来，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统治者们便在城镇近郊, 因其自然形胜、修建类似后世的城镇公园，以作为“为政者观游之所”。这类建筑的功能有二：一是为一个城镇的官吏们提供一个游观之所，二是借助此类游观之所达到使官吏观风问俗、了解民情的目的。这种近游场所的开发，便于官、民游览，怡情养性，是封建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地方政治的一个方面。

最后，由于 “与民同乐”等重民思想的薰陶, 产生了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结合进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由于这种“与民同乐”思想的熏陶, 使得中国古代官僚阶层的旅游不同于欧洲各国官僚贵族的旅游。一般来说，欧洲贵族为了休息，往往远赴他省或国外度假旅行。他们的旅行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大自然的阳光、空气和海水，他们的旅行离开守土很远。而中国古代官僚则绝大多数就近选点，一则可以消烦娱心，二则可以考察民情，移风易俗。一句话，中国古人总是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他们不肯脱离政治来谈旅游，地方官如此，帝王也是如此。

六、儒家“兴灭继绝”意识与中国旅游文化重视史料保存的传统。兴灭继绝出现在《论语·尧曰》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后用“兴灭继绝”指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代，也泛指使衰亡的事物重新兴起。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讨论中, 谁也不曾否认孔子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就对我国的旅游文化带来良好的影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能像中国这样富于历史责任感、这样重视旅游史料的保存。鸟瞰中国的旅游文化史, 重视修志、保存真实的史料,以供来者参考，实在是我国既古老而又绵延不断的传统。如果我们把历代地方志书中有关山水名胜的记载和专门的山经地志，分地区、时代进行整理排比，全国各地山水名胜的形成和发展, 其开发的历史就会一目了然。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严肃地记载着他们开发旅游资源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山水之美的认识。这些记录散见于八千余种地方志书之中。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处名山大川没有人为之撰写志书的，一些不太出名的山水名胜也因有旅游者的游记而传世。从记述范围的广狭而论，有综合介绍全国范围内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以及其历史沿革的专书, 最早的当然要推秦汉以前和秦汉时期的《禹贡》、《山海经》。六朝时有郦道元的《水经注》, 唐代有《元和郡县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 明、清两代有《读史方舆纪要》、《方舆胜览》以及《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等等。至于地区性的山经地志更是不胜枚举。各省、县的地方志均对旅游文化有详细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地区的方志, 往往是保存该地区旅游史料的最丰富宝藏。除开地方志，还有专以某山某水为记述对象的旅游志，如《洛阳伽蓝记》、《泰山道里记》、《桂林风土记》、《茅山志》、《太岳太和山纪略》等。还有由学者进行学术旅行所留下的旅行记录，如顾炎武的《昌平山水记》、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等。有宗教徒探险求法的旅行记录，如《法显传》、《大唐西域记》。有封建帝王的旅行记录，如《穆天子传》、清代康熙、乾隆巡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东巡记》、《南巡记》。此外还有古今外交使节的旅行记录，如清人的旅外游记（见《走向未来丛书》）。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长期封闭的文明古国。在我国, 尽管历史上分裂割据的局面并不少见, 内忧外患相当频仍, 但大乱一结束, 社会一旦趋于安定, 整个社会便开始着手抢救文化遗产。这一特点具体表现有多种多样，但盛世修撰志书、修复或增建旅游景点却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尽管古代旅游文化在不停地遭到破坏, 但由于社会重视，历代旅游文化的精华还是被保存下来了。由于中国人特别喜欢刻石, 即使某一时代的志书修撰者疏忽遗漏了某些旅游史料，过若干年后，总有热心人从废墟中发掘出前人留下的第一手材料——石刻文字。不断的发现补充不断的丰富和修改,像滚雪球一样的代代扩充, 这就是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之一，同时也为我们后人开发旅游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在做旅游规划时要充分利用好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