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山水文学与旅游

第九章  山水文学与旅游

中国疆域辽阔，拥有众多的名山胜水。受“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传统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喜好游历。他们每到名山胜水，多有题咏，留有佳作。这样，山水景观便与文学作品结缘了。在我国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积淀着众多的作家资源、故事情节资源、小说场所资源以及山水诗歌资源，它们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中华民族特有而丰富的文学旅游资源。这些文学旅游景观或独立成景、或作为陪衬,与其它人文(或自然) 景观交相辉映,大大地增加了旅游地的吸引力。所以，古代山水文学有着很高的旅游文化价值和旅游审美价值,在当今旅游开发中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节  山水文学概说

旅游是人类求新求奇的动态生活方式，是观天观地观自身的审美活动，是人化自然、诗化自然兼优化自我的实践，这种特定的变异性、审美性与实践性，促使旅游成为山水文学作品创作的本源。山水景观与文学作品的结缘，是我国旅游资源独树一帜的特色所在。所谓山水文学，是指把山水景物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被纳入文学表现领域，成为文学形象的主体，也就是以描绘自然山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品种。

古代山水文学作品都以山水为审美、描写对象，形象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可观性。它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其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影响之大，堪称古典文学之最。古代山水文学作品主要有诗词、游记、散文、题记、题名、题额、楹联等形式，大多以一山一水或一物一事为描写对象，或因景抒情，或缘情写景，天然成趣，成为风景名胜的点睛。同时，它还富于文学性和艺术性，包含着作者对山水自然景观深刻的理性认识和丰富的审美经验，提供了有关大自然的种种知识和信息，如名胜源流、历史文化、民情风俗、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名人生活趣闻等。这对于旅游者具有很大的教益，它可以帮助旅游者提高观察力、想象力、审美力,引领人们游览观赏山水名胜。

    弄清了山水文学的概念，我们再来看看山水文学的发展过程。

山水文学是在上古人们对山水的敌视中迈出第一步的。上古时期是自然经济之下的农业生产，这时的人们面对秀丽的山岭河流和湖泊，首先想到的不是《论语》所描述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陶醉和享受，而是这山山水水对于农作的帮助和损害，也正因此，中国最早出现于原始祭词里的有关山水的内容，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的殷殷祈祷。上古的人们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拥抱着他们的山水，反倒因为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对山水采取着一种敌视。这种敌视又因为远古人的自然泛神观念的影响而转为或崇拜或恐惧。“山神”、“山鬼”、“水神”、“龙王”活灵活现地游荡在远古人们的心灵中，使得人们根本不敢用审美的目光去打量它们。《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所引的两则传说可作为证明。前者曰：“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亡。”后者写道：“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西山而居，惩出入之迂也。”以至我们在其后《诗经》的某些篇什里，尚可看到那时人们对于山水的厌恶和恐惧的“余悸”。如“陟彼崔嵬，我马虺聩”；“河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到春秋战国时期，先进的铁器和牛耕以及比较科学的农作方法的普及，使得繁重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脱，同时物质财富的相对丰富也助长了人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社会较细致的分工出现，一部分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在此社会背景上，自然的山水便在人们眼里渐渐脱去了神的外衣，它虽然仍具有以前的功利性特征，但也或多或少地以审美对象的身份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山和水这时已不单单是农作丰收的危害和保证，偶尔地也充当起令人赏心悦目的角色。如《越人歌》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游”。那条微波荡漾的江水，在歌者的心中再也没有狰狞和凶肆，而是那样地宜人和赏心悦目。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完全以登山临水旅游为目的的士人及贵族。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鲁”，“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应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时士人中也并非仅仅孔子一人，而是有如昭王南游楚，庄子、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一个有闲阶层。这就把对于山水的审美扩展开来。由此，描写山水的文字也自然应运而生。庄子的《秋水》是其中的杰作。古代中国的人们一旦有部分人从繁重的农作中解脱出来，一旦有了有闲阶层的出现，自然的山水就不复是那个单与人们生产息息相关，而是又具审美价值的山水。只是因为人们在审美表达上的相对落后，使得他们对于山水的审美没有以独立的文学样式来表现，而是把它夹杂在许许多多广义的文学描写之中。

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水的审美主要侧重于山水的道德象征性。这一点《尚书大传·卷五》和《说苑·杂言》所引孔子与学生对话颇可作为证明：

前文说：子曰“仁者何乐于山也？”子曰：“夫山者，屺然高，岌然高，则何乐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飨。”

后文记：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溃溃，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

水何以比德呢？孔子是这样解释的：水无利而给予万物像德；水所到之处就催发生机，像仁；它的流走曲折而循其理，似义；它的浅处流行，深处不测，似智；它的赴深邃山谷而毫不犹豫，像勇；混浊地入、清清地出，像教化；它的平衡如一，像道德中的正；它的万折必东，像是一种执着的精神（参见《说苑·杂言》、《荀子·宥坐》）。这样的解释之下，水就跟君子所具备的道德有了极为恰切的比附。

上述文献中所表现的，孔子对于山水的审美，其致力点在于山水与道德之间所构成的象征和比喻意义。山水的本身并不是美的，而是因为它有了如许的跟道德相似之处，才体现出美，才值得人们去观赏、去“乐山、乐水”。孔子所谓“君子比德”之山水审美观，比较突出地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山水的审美态度。在纵向的发展中，它很突出地表现着那种功利审美观的遗传，又给予后世的山水审美以极为深刻的影响。以至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还依然如故。“山水比德”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观，所形成的山水审美传统的影响到唐代中期才渐渐衰弱。所以，汉代以后，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诗人、画家，甚至一些佛教徒的作品中找到这方面的佐证。应该指出，在跟孔子及其学说相对立的道家著作中，尽管山水没有作为一种道德的比附而出现，但是老子也好，庄子也好，他们所写的山水也是作为特定的带有象征和比喻意义的意象而出现，在这些著作中山水是他们那种阔大、逍遥、自然之道的比附。客观地说，这是山水比德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在本质上，它与孔学传统的山水比德正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山水比德”之德，很明确地显示着它的农业文化的内涵，德中的“平、仁、勇、无私、智和教化”，是农业民族对于德之内容的确定。因而，在西汉之前，中国人对于山水的审美是间接的，对于山水美的意蕴的开发是功利性的。它没有脱离因为农业文化而造就的胎衣，只是从特定层面上发挥出了它的文学作用。

此外，山水比德符合古代中国农业文化的审美要求，比较早地进入文学创作之中，以至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这就是为后代诗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比兴寄托。

中国古代文学一向看重比兴寄托，认为“若有色而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文镜秘府》）。结合《诗经》以前的文学中的山水：如《易经》中所写到的山和水，我们不难看出，山水比德对于此种创作方法的启迪。山水比德审美价值观的确立，并没有将中国的山水文学从文学中的山水直接牵引出来。因而，春秋直到西汉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还没有独立的山水文学存在。正式把山水作为文学上的审美对象，并借之以表现人的情怀，始自汉末魏初。这是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期，给予山水文学史上这种质的飞跃提供动力的是汉末思想界的沸腾，主要是东汉末年以来独尊儒术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学的自觉。

在古代山水文学的嬗变过程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曹操。曹操不光有雄才大略，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他对山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喜的开拓。他首先将山水不是作为道德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情感和胸怀的展现载体来对待，从而成为在山水文学上由表面的山水审美进到人生审美的先锋。这个证明就是他的《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诗写的是水，描述的是山，但诗中的山和水已经不是“仁、智、勇、正、义”的比附，而是比大海更广阔的胸襟的外现，它的波涛汹涌，它的广阔浩瀚和其中山的耸兀巍峨是一种心胸和人格的外化。而当一种外在的美作为人格内在的象征出现时，山水文学也就自然地产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现代意义审美的山水文学。曹操在文学上于山水审美取得的成功，其前提就文学而言，是东汉末年诗歌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就哲学而言，是儒家观念破碎和个体审美机制的建立。山水文学的发展历史，到了曹操就基本完成了由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

曹操之后，那一时代山水文学便在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上前进了。其中，庾阐的《观石鼓诗》，湛方生《帆入南湖诗》以及陶渊明的《游斜川》、《桃花源记并诗》都作了很好的后继。

山水文学在经过西晋短暂的沉默之后，到东晋就已经赫然地以独立的姿态跃上了中国文坛。中国山水文学的独立来自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魏晋文学在传统哲学思想上的异军突起，将汉代儒学一统天下之格局彻底破碎，新的思想解放潮流，荡涤着传统思潮的同时，也激发了士人人格自主独立的意识，于是，在人的自觉的同时有文学自觉的出现。二是文学“体道”、“适性”的追求将自觉起来的人引向了崇尚自然，企慕隐逸的审美趣味，人和自然的山水有了直接的审美方面的接触。因为这两个方面，中国山水文学独立，并于谢灵运、谢朓而蔚为大观。面对巍峨峭拔的崇山峻岭；面对着或奔流或轻潺的大河小溪，士人们自然地借助起诗、文、信札予以尽情地描写、寄托和抒情。当在这些文学形式之中先前的“理”“趣”渐为“情境”所代时，中国的山水文学也就宣告了它的彻底独立。其时的游仙诗、招隐诗和纯粹的山水诗便是实绩。

中国的山水文学在南北朝一经独立，随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历史经过短暂的隋朝而到了大唐帝国。与唐帝国博大的胸襟，广阔的地域相倚伏，唐朝的文人们胸中也大多装进了祖国的秀丽山川和风物景象。于是伴随着佛学的炽盛，隐逸风气的高涨，那些“凤歌辞汉阙”的失意文人，那些欲走终南捷径的投机文人，还有那些希冀在边塞上求取功名的士人，大都进行了自己的壮游生活，也自然写出了许多的山水诗和出色的山水游记。

唐代的山水文学的繁荣，其实绩最突出地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山水文学作品中“意”和“境”的有机统一。自从山水文学独立以来，“意”、“境”的关系就成了山水文学的首要问题，也是山水文学质量上的一个标准。魏晋时代的某些诗人的创作中已有些“意与境会”的作品，可是只有到了唐代，人们才比较自觉地追求这种美学境界。中国的山水文学到了唐代，作家主体与山水客体的界线被打破了，主、客体达到了浑然一体的状态，即诗人的主观情怀在诗中被融汇于客观山水描写之中，这一方面卓越的代表是王维。第二方面是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贡献。唐代继王维的山水诗之后，在山水游记散文创作上出现了另一个大家柳宗元。柳氏以不羁之才而贬谪永、柳二州，其郁情愤懑一时难以发泄，为了寻求心理的平衡，他步进了永、柳二州的佳山丽水。在这些丰姿绰约、秀颜佳丽却处于穷乡僻壤的山水上面，柳宗元找到了无与伦比的寄托物，于是他怀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怜爱之心，一往情深地写起了山水文学。柳宗元山水文学作品的贡献大体有三方面：首先，他把既往的静态山水描绘，变为动态的山水描写；其次，他把既往山水文章的比兴寄托嬗变为山水与人的自然浑一；第三他把既往对山水文学的平面观照描写变为立体的三维描写。此三个方面的贡献就把魏晋以来的山水游记散文，如同王维的山水诗将魏晋以来的山水诗推上一个新的质变台阶一样，也将山水游记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唐代山水文学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使得自魏晋以来的山水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宋继唐后，无论是在山水诗和山水散文上，也都取得了与唐代相峰并峙的成就。应该指出的是，宋人的山水文学在继承唐人意境合一的创作成就之同时，又渐渐地回归了魏晋时的山水诗中的“理”性。虽然宋人之“理”与魏晋人之“理”有质的不同，但希望通过山水客体以表达理的审美趣味却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魏晋人从山水中的“理”创造出一个山水诗的世界，而宋人却用了“理”的追求，部分地泯灭了山水诗的光辉，这个表现，我们在苏轼山水作品中会明显地看到。唐宋两代的山水文学作家，大多以天才的文笔、深刻独到的审美和恰到好处的抒情表意，给中国的山水文学增添了光辉灿烂。像一条抛物线图形一样，中国的山水文学到了唐宋便是抛物线的顶点了，这以后的山水文学就是从顶点的下落。

中国山水文学经过唐宋两代作家的努力，取得巨大的成就。它使得后人此一方面的创作无法企及，尽管宋以后的元、明、清作家也不乏山水诗文之作，但比照唐、宋就不足称道了。元明清三代山水文学主要成就是在小说和戏剧中的山水描写。元明清小说、戏剧从不专意地刻划山山水水，但是为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环境陪衬、氛围烘托和背景设置方面，小说家、剧作家也常常不厌其烦地描山画水，而且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它们和人物性格、心境及遭遇融合在一起；更有的小说作品为了张扬海外风光，异域风土人情和佛教圣地，也不惜笔墨地大量描写山水，这其中最突出的当数《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和《老残游记》以及《聊斋志异》、《梧桐雨》、《西厢记》。

元明清三代的小说、戏剧中的山水文学，很显然不再致力于处理山水文学中那个延续甚久的“意”与“境”的问题。这似乎背离了中国山水文学的常规，但这恰恰是元、明、清小说、戏剧中山水文学的独特。这个独特就是它将前此山水文学的意境审美回归到原始山水文学的客观描绘中。它在客观描写山水上，表现出了超越山水文学初始阶段的客观描写层次。首先，它的客观描写比山水文学初始的客观描写要细腻、生动和体察入微，更富于文化蕴涵，这方面的例证可以在《西游记》和《红楼梦》中的任何一处景象描写中找到；其次，在这种看似客观描写山水景色之中，其实作者已别具匠心地溶入了自己的主观意识，它或是小说、戏剧作品人物的性格气质，或是故事情节氛围。比如《水浒传》中的八百里水泊梁山，以及谋杀林冲的那片凶险的野猪林，再如《西游记》中的自由天地花果山。这些山水描写大都与小说人物或故事情节自然地合为一体而不可分割。第三，元明清小说、戏剧中的山水描写成分带有突出的作者主观倾向。优美秀丽的山水景色往往与具备善良忠厚等优良品格的主人公同处；而险恶丛错、峭奇怪拔的山和汹涌的流水常常与鬼怪妖魔、恶人奸党为伍。表面上作者似是随意地写去，可实质上却在这客观描写中表达着他的主观倾向。这在《西游记》、《老残游记》、《镜花缘》、《聊斋志异》中有充分地体现。

概言之，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学经历了文学中的山水、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以及这一嬗变的完成所形成的山水文学的独立，唐宋两代山水文学的繁荣，再到元明清时代的山水描写回归到文学中去的过程。可以说，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第二节  古代旅游传统与山水文学创作

能够把旅游和山水文学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国较早便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传统，加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文人历来喜好游历。他们每到名山胜水，多有题咏，留有佳作，让山水文学形成旅游文学。旅游文学的创作者们有着重游、重人的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促使古代文人更好地投入到山水文学的创作中去。

首先讲重游传统。

重游是古代旅行或旅游者对于旅行、游历的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恐惧, 这种传统对旅游文学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重游传统的思想基础是行路难, 即对旅行和旅游的一种恐惧。中国古代社会重农抑商,人们出行受限。加之道路不畅, 荆莽丛生, 虎豹出没, 盗匪猖撅, 出行时有生命之虞。古代著名旅行指南《山海经· 海外北经》神话中夸父逐日的故事, 就是古代徒步旅行艰难的写照。夸父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个巨人，是幽冥之神后土的后代，住在北方荒野的成都载天山上。他双耳挂两条黄蛇、手拿两条黄蛇，去追赶太阳。当他到达太阳将要落入的禺谷之际，觉得口干舌燥，便去喝黄河和渭河的水,河水被他喝干后,口渴仍没有止住。他想去喝北方大湖的水，还没有走到，就渴死了。夸父临死，抛掉手里的杖，这杖顿时变成了一片鲜果累累的桃林，为后来追求光明的人解除口渴。到了战国时期，苏秦游历求学,“赢滕履跻,负书担囊,形容枯搞,面目黎黑。”可以说是饱尝旅游艰辛。徒步旅行难, 凭借交通工具同样也难。九曲黄河, 汹涌长江, 高山深谷, 原始森林, 浩瀚沙漠, 构成旅行的巨大障碍。所以李白在《行路难》里发出了：“噫吁嚱, 危乎高哉！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重游传统在旅游文学创作中主要体现为惧游、慎游和重游。

惧游，即对旅途的畏惧。《诗经·桧风· 匪风》：“匪风发兮, 匪车揭兮。顾瞻周道, 中心怛兮。”晋陆机《赴洛道中作》诗“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山泽纷纡徐, 林薄杳阡緜。虎啸深谷底, 鸡鸣高树颠。哀风中夜流, 孤兽更我前。悲情触物感, 沉思郁缠绵。伫立望故乡, 顾影凄自怜”,陆游《自兴元赴官成都》：“此生均是客,

处处皆可死”等等, 都表达了对旅途危险的畏惧。韩愈贬潮州刺史赴任途中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强烈地表达了自己被贬滴后面对艰险行途的悲凉优悸与生死未卜的惊恐心情。

慎游，指在恐惧旅游的心态下潜移默化形成的旅游者对旅游十分审慎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保重身体。《礼记》劝戒世人：“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 可谓孝矣。不亏其体, 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径, 舟而不游, 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行殆。”旅游者出门在外, 往往要经历生死险境, 故要求以保重身体为第一要务。旅游文学中多有表现慎游的作品。如《诗经· 魏风·陟岵》“陟彼岵兮, 瞻望父兮。父曰磋予子行役, 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父亲要求儿子快快回家, 切莫死在异乡。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 会面安可知。……弃捐无复道, 努力加餐饭”,是妇女对即将远行的丈夫在旅途中要万万保重身体的叮嘱。二是结伴而游。据许慎《说文解字》解释, 旅行犹侣行, 是一种结伴而行的集体性行为。按照《礼记》的观点, 结伴而游比单独行走安全可靠。《诗经· 唐风·杕杜》：“独行瞏瞏, 岂无他人。不如我同姓, 磋行之人, 胡不比焉。”表达了对结伴而游的呼唤。从《诗经·郑风·秦洧》、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前赤壁赋》、柳宗元《永州八记》、欧阳修《醉翁亭记》等作品的描述中, 可以看出, 古代旅游常常是结伴而游。三是游必有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中国古代封建礼教有一条不成文规定：外出旅行和旅游, 须有正当理由, 有一定时间、地域或距离限制。古代认为外出旅行或旅游的正当理由是经商、游学、游宦、游方、镇戍和游豫等。《诗经·召南· 殷其靁》“殷其靁, 在南山之阳。何斯违斯, 莫敢或遑。振振君子, 归哉归哉。” 就表达了妻子要求丈夫结束远游及早归家的愿望。三是重游。重游是由慎游、惧游等观念演变而来。重游观念在长期发展演变中, 约定俗成为一系列行旅程式或礼俗, 久之遂形成传统。旅游文学作品中广泛地表现了这一传统:1.卜行。古人出游前, 要先行占卜择日, 以示吉凶；吉则行, 凶则避。《诗经· 卫风· 氓》：“ 卜尔卜吞筮, 体无咎言。以尔车来, 以我贿迁。”《诗经· 小雅· 杕杜》：“期逝不至, 而多为恤。卜筮偕止, 会言近止, 征夫迩止。”前诗是为女子离家出嫁前的卜行, 后诗是为在外的游子卜归期。2.祖道。行旅之人上路要进行祭祀, 就是祖道。反映祖道祭祀的作品很多, 如《诗经· 大雅·韩奕》：“韩侯出祖”。许多人还专门写了祖道诗。如晋孙楚《祖道诗》、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王洁《祖道应令诗》、陆机《祖道潘正》等。3.送行。旅游文学中描写送行的作品数量极多。如《诗经· 邺风· 燕燕》：“燕燕于飞, 差池其羽。之子于归, 远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表现了送别时的伤感。南朝江淹的《别赋》写了各种各样的离别, 更使人觉得黯然神伤。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则一洗送别诗文悲凉之态, 意境开阔, 格调高昂, 是送行诗中上品。送行路程一般以城郊分界为限, 唐宋多以灞桥、劳劳亭为界。李白《忆秦娥· 箫声咽》词：“ 年年柳色, 灞陵伤别”, 其《劳劳亭》诗：“天下伤心处, 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 不遣柳条青”, 即是灞桥和劳劳亭送客之言。4.离筵。亲人外出, 家人和好友为之设宴。饯饮, 是送行即将结束时亲朋好友在路边为行人举行的敬酒道别仪式。这在旅游文学作品中多有表现。《诗经·大雅· 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唐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泡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饮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是为友人钱饮而作。王实甫《西厢记· 长亭送别》：“伯劳东去燕西飞, 未登程先问归期。虽然眼底人千里, 且尽生前酒一杯。”这些诗句都脍炙人口。5.折柳。亲朋好友与外出游子道别分手, 往往要折柳相赠, 以寄托依依之情。折柳有两种寓意, 一是柳树生命力强,示意到天涯海角, 都能枝繁叶茂；二是柳与“留”谐音, 有“挽留”之意。杨柳入诗在我国很早,《诗经· 小雅· 采薇》：“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即为写柳名句。唐孟郊《横吹曲辞· 折杨柳》更直接写到了折柳：“杨柳多短枝, 短枝多别离。赠远累攀折,柔条安得垂。……莫言枝条短, 中有长相思。”翁绶《折杨柳》云：“殷勤攀折赠行客, 此去关山雨雪多。”这样的诗词数量极多。6.唱离散曲。汉代出现专写离别之情的曲子《折杨柳》, 离别歌唱开始成为习俗和传统。李白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即是这一传统的写照。根据王维诗《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离别曲《阳关三叠》, 更成为千古流传的离散名曲。7.赠物。睹物思人, 旅游程式中又有赠物道别的习俗。所赠之物, 则不外乎钱、扇、衣服或随身携带物品。《诗经· 秦风· 渭阳》：“我送舅氏, 曰至渭阳。何以赠之, 路车乘黄。……何以赠之, 琼瑰玉佩”之句, 应是这种习俗的发端之作。8.赠诗。这种习俗和传统在文人骚客中风靡。古代离别赠诗的作品举不胜举, 著名的有汉李陵《赠苏武别诗》, 魏曹植《送应氏诗》, 宋谢灵运《相送方山诗》, 梁简文帝《饯别诗》, 唐陈子昂《送客诗》,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 李白《金乡送韦人之西京诗》, 宋黄庭坚《赠别李端叔》诗等。送别诗数量多, 佳作也多。9.书报平安。旅游在外, 要写家书以报平安。《诗经·桧风· 匪风》：“ 谁能享鱼, 溉之釜景。谁将西归, 怀之好音。”唐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鸿雁长飞光不渡, 鱼龙潜跃水成文。” 即表达了思妇切盼游子书信的心情。韩愈《寄皇甫捉》, 杜甫《酬韦韶州见寄诗》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郎》, 岑参《送窦渐人京诗》,都是游人书报平安的例子。10.洗尘和接风。游子远归,家人友人要设宴为之洗尘和接风。这样的描写甚多, 兹不赘述。这些旅游程式和习俗, 被广泛地呈现于古代旅游文学作品中, 形成旅游文学的重游传统。

再说说重人传统。

山水无人文，胜迹往往无魂。中国古人欣赏山水，有“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重视审美客体的优良传统。但也有“山以贤称，境缘人胜”，看重审美主体的心理习惯。元朝人王恽说得好：“山以贤称，境缘人胜。赤壁断岸也，苏子再赋而秀发江山；岘山瘴岭也，羊公一登而名垂宇宙。”（《游东山记》）从王恽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许多名垂青史的山水，都是因为有了名人与之有关联，因而得到永久的称颂。重人传统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有的山水本身并不美，只因历史上某一名人游览过，或者某一名人是在这块土地上诞生的，因而被后世称颂，成为旅游热点。前者如岘山因羊祜登临垂泪，叹名声不能垂于久远而为人所称道；后者如历代名人的故居及所在山水。中国山川的得名于名人的有很多。安陆的桃花山因李白而名于世；黄鹤楼因道士子安和诗人崔灏而名于世；桃花源、九江因陶渊明而名于世。东山因孔子登临过而为后世游客所景仰，峄山因诞生了孟子而受到世人的青睐。黄州赤壁如不遇到苏轼，尚不知要沉埋到何年何月。西湖孤山若无林和靖经营，也许不会那样声名显著。

二是有的山水并不神奇，但因历史上某种事件在这里发生，因而大大提高了该处山水的知名度。如湖北蒲圻的赤壁，潜江的华容等处就是因为历史上在这里发生过著名的赤壁大战而得名。这类情况，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早已注意到并广为采辑，为我们保存了一大批古战场遗址。另外，各州、县地方志中也保存了大量古战场遗址的史料。它们是我们印证“山以贤称，境缘人胜”这一重人传统的好材料。

三是有的山水并无突出特色，只因生在人群集中的地方，因而较早被人们所发现和欣赏。山水的知名度总是与人类聚居地区的距离密切相关。一般而言，离都市或一般聚居地较近的山水，其开发时间自然要比远离都市或者一般聚居地的地区早。因而离通都大邑越远的山水，其知名度越低。柳宗元在《永州八记，钴鉧潭西小丘记》一文中悲叹“唐氏之弃地”、“价四百”、“连年而不售”的不幸遭遇时，就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澧、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此外，宋朝以来，全国各地州、县、镇，甚至大的村落，都有八景之目。这些形形色色的八景，尽管具体内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都在人们聚居地周围不远的地方。这些事实都从不同的侧面说明山川景致的被发现和得名，都丝毫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

四是许多风景名胜最初默默无闻，只因有了文人墨客的题咏便从此名满天下，流传万代。湖南的岳阳楼在孟浩然、杜甫之前，名气并不太大，它不过是地方长官张说公事之余宴饮文士的一个所在。自从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和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名句一出，加上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便大名于世。宜昌的三游洞自形成洞穴景观以来，至少也有一万年。可在白居易、白行简和元稹三人游洞题壁之前，没有人将其当作名胜去游览。

五是几乎所有的风景名胜都有一个动人的传说，一个人和山水连为一体的故事。长江巫峡的神女峰，因其石形似女性亭亭玉立，于是人们便变质了关于瑶姬为三峡人民谋福利的故事。又如君山，为洞庭湖的一大胜景，有关于君山来历的传说，湘妃竹的传说，七十二峰的传说等。唐代诗人程贺《君山》诗：“昔游方外见麻姑，说到君山此本无。云是昆仑山顶石，海风吹落洞庭湖。”就是指麻姑用神力从昆仑山上移来巨石，从而形成君山。七十二峰的传说也与人有关。传说远古时期，洞庭一片汪洋，白浪滔天，来往的船只无处停靠，人和穿经常沉没，让人苦不堪言。后来湖中七十二个成仙的螺丝仙女为了解除人们的痛苦，忍痛脱壳，结成小岛，即君山。在中国，几乎没有一处山水没有传说，并且传说都是与人息息相关的。

六是中国古人欣赏山水，不太看重旅游客体本身的大小美丑，而是喜好以旅游主体的主观感受为依归。南北朝时期，有个叫陶弘景的人，隐居在句曲山华阳洞。皇帝请他下山辅佐，他执意不出。但皇帝还是每有大事不能决断的，都前往华阳洞向陶弘景咨询。时人便成陶弘景为“山中宰相”。据说，皇帝曾给陶弘景的信中问他句曲山有什么东西使他这么迷恋。陶弘景以诗回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这首诗道出了中国旅游文化的一大奥妙，这个奥妙就是“自怡”。中国古人欣赏山水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怡”，或者叫“自适”。也就是说，使审美主体获得美的愉悦或满足，至于欣赏对象的大小长短高低华朴，则无关紧要。由于旅游有自怡这一境界，因而各人眼中所见到的、心中所领会到的又各不雷同。你欣赏对象的这一方面觉得美，我欣赏对象的另一方面觉得美。“濠上之游鱼，庄子不必知也，庄子之不知鱼之乐，惠子不必知也。”这便是主观感受的差异化。苏轼的弟弟苏辙更是强调旅游主体的移情作用。他说：“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黄州快哉亭记》）”“自得”即“无待于外物”，而“以物伤性”则是有待于外物。只有无待于外物，心理保持平衡者才可能不管到哪里都快乐；而有待于外物，被外物所牵制的，则往往所适皆病。“自适”、 “自怡”、“自得”理论是一种成熟的山水欣赏理论。它清楚地阐明了旅游的一个重要目的——即陶冶性灵，增进心理健康。这种理论对于纠正当前旅游活动中的一些肤浅认识，比如以为只有去名山大川算旅游的片面认识；对于鼓励广大旅客另辟蹊径，减轻名山大川的压力，也有一定意义。

七是重人传统还体现在历代地方官对建设城镇游观之所的重视上。在中国古代，虽然有重视远游的优良传统，但近游思想更为发达。古语云：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意思是说人必须注意休息。休息和工作的关系是辩证的，只有休息得好，工作起来效率才会高。《左传》里讲，郑国的战略家稗谌在思考国家大事的时候，“谋于朝则殆，谋于野则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城市人声嘈杂，思考问题精力难以集中。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郊外，人的大脑所受外物干扰较少，工作起来才会出现最佳效果。后来，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统治者们便在城镇近郊，根据自然形胜，修建类似于后世城镇公园的建筑，以此作为“为政者观游之所”。这种建筑如果离城近，则不建斋厨、卧室，若稍远，则“为堂为楼，以燕以息。”这类建筑的功能有二：一是为一个城镇的官民提供一个游观之所；二是借助此类游观之所达到使官员调剂休息和了解民情的目的。这类近游场所的开发，便于官民游览，怡情养性，也是地方政治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与民同乐”思想的影响，有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在浩如烟海的游记文学作品中，有一个不变的模式：凡属于地方官重修或新筑旅游景观之际，有关的纪实文字必然会点明这一工作是在政通人和、大有政绩的时候进行的。写地方官出游也是如此。虽然这类表白不一定准确，但至少说明在先民心目中，重视民生，主张将仁政与旅游相结合，是一种优良传统。这对于鼓励古代社会帝王和地方官员开发旅游资源，对于保持旅游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节 山水文学与旅游的互动

我国的很多风景名胜，由于同优秀的文学作品结合紧密，相得益彰。文学因山水之美激发文人敏锐的思维，留下千古名作；山水因千古名作而又声名远扬；游人更因山水文学的导读，得以全方位、多角度的了解自然之美,从而得到意味无穷的享受。文因景生，景因文显。山水文学与旅游的互动，既让山水文学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正日益显示出来，又能传播着旅游的形象，增强旅游的魅力，拓展旅游的文化内涵。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旅游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利用闲暇，走出城市，到海岛沙滩、碧山绿野、江湖雪原，去呼吸洁净空气，享受宁馨闲适，体验自然生命的律动，其所追求的正是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主题：人性的反璞归真，生命的天人合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旅游将文人引向山水胜境。而文人们留给我们浩繁的山水文学作品，又引领着历代的人们回归自然，寻求山水之乐，直至现代人们的生态旅游。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随着旅游业不断向高层次、高品位方面的发展，古代山水文学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正日益显示出来。作为旅游文化的精髓，古代山水文学有着多方面的功能作用。

其一，山水文学能够提高生态旅游的层次和品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 有龙则灵。”就是说，不很秀美的山，不很壮阔的水，如果从旅游景观的角度讲，根本就没有开发价值。然而，这些地方一旦经山水文学的渲染，与历史名人结了缘、挂了钩，便会身价百倍，举世瞩目。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山水景观，都是因此而声名远播，成为历史文化名胜。

“山以贤称，境缘人胜。”利用山水文学的“名人效应”，扩大旅游地影响力，塑造旅游品牌形象，在现代旅游开发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利用名人的事迹、典故进行大力的宣传，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旅游活动，丰富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提高旅游地的层次和品位。如安徽马鞍山市抓住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其地终老这一点，大做文章,，从1991年开始将重阳节定为“国际吟诗节”，利用李白这位名人将马鞍山推向了世界；二是利用山水名篇佳作独有的文学特性和巨大影响力，对生态旅游景点进行加工改造，以强化生态旅游的文化环境，提升景点的层次和品位。如苏州寒山寺顺应日本游客新年撞钟的需求，对寺庙及周边景区逐年改进，不断完善，将唐代张继《枫桥夜泊》一诗的意境营造得更加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吸引着日本游客源源涌来，长盛不衰。

其二，山水文学能够提高生态旅游景点的审美价值。“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山是诗，水是梦，古代山水文学正是这种文以载游、文以缀景传统的完美体现，具有极高的旅游审美价值。

历代中国诗人“性耽山水”、“情系田园”的文化心态的积淀，不但把“山林泉壤”视为“文思奥府”，而且把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融化在山川亭池的肌体血脉里，闲暇时以之陶冶自己的心灵，失意时以之抚慰自己的灵魂。人之性灵与山水之灵秀，互为表里，一起糅成山水文学的意象美和情韵美。

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作品风格各异，其独特的美感气韵，至今仍以其独特神奇的魅力，使广大生态旅游者在寻山访水的旅途中扩大视野，熏陶情操，陶冶心灵，身临其境中体悟山水文学的情韵。眼前的景象和心中的意象沟通起来，互相烘托，形成丰富的审美意象，又极大地强化了观赏活动的实际美感。如雄峙赣江之滨、神奇富丽的滕王阁，因韩愈称赞“江南多临观之美, 而滕王阁独占第一。”千百年来，滕王阁因此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至。当游客迎风登阁，凭栏远眺之时，初唐才子王勃那千古传诵的《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抚今追昔，把那恢宏壮丽的景象淋漓酣畅，扣人心弦地展现在眼前，游人不禁怦然心动，游兴倍增地鉴赏景观，体味诗人独运的匠心，实景与诗文结合更增添审美感受，从而产生一种满足和愉悦的感受。

在许多山水文学作品中, 作家们从各个角度对游览地的概括作了一定的介绍，不仅文笔优美，妙趣横生，而且富有知识，具有指导性，在生态旅游中具有很强的游憩功能。

其三，山水文学对旅游景点有导游功能。我国浩如烟海的旅游诗词、游记散文、名胜楹联、题名题刻等，这些作品描山绣水、抒情绎理、引人遐想，发人深思，极富导游意味。

名胜古迹和自然风景区等生态旅游地的名胜楹联、匾额题刻等，具有独特的点景艺术。旅游楹联除具备楹联的共同特征外，同时它又出现在旅游点，其内容能对某一景区的全体或局部进行描写、概括，增添了游览地的诗情画意，还给旅游者以导游作用，给予旅游者以思想教育、艺术熏陶。如杭州西湖小瀛洲有一亭, 名为“亭亭亭”，游客至此多不明其意，只因该亭距三潭不远，故引元代聂大年的诗句“三塔亭亭引碧流”而得名，构思独到，别出脱俗，给游人以深刻印象。

题刻虽仅是只字片语, 但大多刻于景点的关键处，能点逗精神、助人游兴。这种石刻精炼、含蓄，富于文学性、想像性和审美性，能恰到好处地起着引导游人观赏山水名胜的功用。如驻足黄山的玉屏楼，面对眼前的云海缥缈、山石耸翠奇观，忽然间看到了刻在石壁上的点睛文字“如何”，静立的石壁好似在问询: 黄山如何？玉屏楼如何？此时此刻，游客精神不觉为之一振，也禁不住浮想联翩。

相比而言，旅游诗文的导游功用更为全面。游记作家以文学描写的笔法，详尽地记载游历或旅途见闻，包括游览历程、山川景物、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以及有关的历史事实、民间传说等，极大地丰富了景观内涵，传播着旅游信息，使读者具有身临其境的立体感受，使游者能沿其线路，步其后尘，有目的地寻古探幽。如徐弘祖的巨著《徐霞客游记》，不仅凝聚了地理学家的学识，旅行家的情怀，探险家的勇气和文学家的修养，而且极富导游意味。山水诗也凭借其深广的历史文化内涵，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魅力，远播四方的名人效应，犹如高明的导游，引导游人选择最佳的视点、视角、视界，展开美的想像翅膀，透彻领略景点的氛围美、形色美与神韵美。

其四，山水文学有提升旅游景点意境功能。在众多的生态旅游地，许多景观本身无需文人点化，就已如诗如画，并随着游客的游踪，渐入佳境。但是随处可见的点缀于青山碧水、楼阁亭台之间的楹联、匾额和题刻，除能激起游人的共鸣外，还能进一步启迪游人进入意境。苏州拙政园的梧竹幽居位于水池的尽头，对山临水，后面一带游廊，广栽梧竹，这是一个“风尾森森、龙吟细细”的幽静去处, 这一实景本就曲径通幽、引人入胜，而它的额对却揭示出了更深的意蕴，将观赏者引导到了更高的境界，其额为“月到风来”，上联为“爽借清风明借月”，下联为“动观流水静观山”，不但道出了粼粼清波、磊磊假山的动静对比，还借入了大自然的清风明月，构成了虚实相济的迷人意境，真是意味深长，不能不令游人陶醉。

其五，山水文学对游客有游境功能。“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看作品”，这句俗语最通俗地道出了山水文学作品的导游真谛。丰富多彩的生态旅游，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拓展了人们的心胸，然千里长山难尽奇，万里之水难尽秀，旅游只是短暂人生中稍纵即逝的一瞬。人们热爱向往大自然，而现实生活又使得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常常往返于自然山水之中。

自古至今的记游作品, 好像一幅幅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画卷，生动形象地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阔而深邃地揭示了大自然的美，是一种最好的“卧游”载体，更是神游四方的最亲切最得力的导游。祖国各地的名山胜水，殊地异域的地方风光，林林总总的民族风情，千奇百怪的自然奇景，无不熔铸在历代名家山水文学作品之中。对每个旅游者来说，限于时间和财力，旅游过的地方再多，终不能游遍祖国的角角落落，“名山恐难遍睹”，而借助于阅读山水文学作“卧以游之”，却能聊补行不遍、看不足之遗憾，从而足不出户而周游天下。

其六，山水文学对游客有促游和兴游的功能。生态旅游活动是一种高品位的审美活动，其美感的捕获主要依靠山水名胜的优美度，也有赖于文学作品对这些山水名胜的描写宣传，而山水文学作品艺术地揭示了山水美的内涵，使读者或游客流连忘返，回味无穷，这实际就是促游、兴游的过程。若游西湖遇雨，无须烦恼, 引用苏轼的名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或许能让人转忧为喜。雨中的西湖，更具有一种朦胧、含蓄、飘渺的美，置身其中，个中情趣平日还难以寻觅，游兴因此而大增。

历来好游而善游者少，善游又能以文润游者更少，徐霞客却善游又能文，他擅长探幽寻胜，赏会景物独具之美，故《徐霞客游记》多观景之妙语，把审美兴趣提高到理性高度，启引后游者以情感更以理性去领略大自然千变万化的缤纷色彩。

其七，山水文学作品还有助于培养导游工作者的语言艺术和审美修养，提高导游讲解水平。导游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精彩的讲解，把各个景点的美扩散给旅游者，把外界美的景观变成人们的精神享受。导游讲解服务是贯穿于游览过程的一种系列性的连续行为，也是一种涉及广泛知识领域的行为，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信息和艺术感染力，都有助于培养导游工作者的语言艺术和审美修养，有助于提高导游水平。

比如，当伫立于洞庭湖畔，眼见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处苍山葱翠，映照于如银的湖水中。触景生情，导游者不觉朗朗吟诵一曲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望洞庭》，这流彩飞扬的诗句在游人的耳边响起，犹如清泉，从游客的心底流出，诱人遐思沉迷:“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再如，初唐才子王勃的《滕王阁序》，被导游者成功地运用于导游辞中，把秋日滕王阁的山容水意、云影天光乃至建筑之富丽, 民居之辐凑，色色入画，事事若诗，熔声色形态诸美于一炉，展示在游客眼前，使眼前景象与心中的想象沟通起来，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象，极大地强化了观赏活动中的实际美感。而在苏州阊门外的寒山寺，一曲张继的绝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把游人引领到寒山寺文化历史和现时活动的联想当中，使自然山水和名胜古迹增添了深层次的内涵和情趣。富有文学素养的导游, 对于游客能否进入审美境界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将真正具有艺术价值并彪炳史册的山水文学艺术精品介绍给游客, 其实是在借助彼时彼地名人的高素质心理定性及其结晶物, 渲染审美气氛, 构筑有利于游客进入特定审美关系的情境。就像空调器是调节冷暖小气候的技术魔术师，导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调节审美小气候的心理魔术师。